紧缩政策是一种旨在促进资本利益的反民主策略。它根植于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:一方面通过压低工资和推动机械化来追逐利润,另一方面却削弱了工人的购买力,侵蚀了企业产品的市场需求。
Clara Mattei在《资本秩序》一书中指出,紧缩政策在一战后成为阶级斗争的关键武器,是资产阶级对当时欧洲工人激进运动的一种政治反应。战时,国家为保障战争所需,全面管控经济,这使人们认识到经济具有深刻的政治属性。战后,工人要求更公平的分配、工会权利和社会保障,这威胁到资本特权,从而催生了系统性的国家紧缩政策,旨在使工人顺从,并将收入与财富从工人向上转移给资本家。
两次战后国际会议(1920年布鲁塞尔会议和1922年热那亚会议)奠定了紧缩政策的框架。其核心信条是:经济增长源于资本家的节俭储蓄和资本积累,而非工人的生产与消费。因此,国家繁荣需要将收入从工人再分配给资本家。这要求抵制工人提高工资、减少工时的诉求,大幅削减医疗、教育等公共服务支出,平衡政府预算,并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。
紧缩政策包含一个“三位一体”结构:
- 财政紧缩:削减针对工人阶级的社会服务和收入支持项目,实施累退税制以增加有产阶级税后收入。
- 货币紧缩:在劳动力市场紧张、工资上涨时,限制流动性和信贷,通过国家制造的衰退来压制工人。
- 工业紧缩:削弱或废除保护工人利益的法律和制度(如劳动法、工会权利、失业救济),以增强所谓的“劳动力市场灵活性”,核心目标是瓦解有组织的劳工力量。
紧缩政策的实施与民主原则相悖。在英国,经济决策权被转移至不受选举问责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。在意大利,法西斯政府则通过法令强制推行,并利用选举舞弊、剥夺公民权、监禁反对派、压制新闻自由和暴力手段来消除抵抗。尽管方式不同,但两国都依赖反民主策略来执行紧缩议程。
技术官僚(专家)在紧缩项目中扮演了关键角色。他们被塑造为无可置疑的科学的守护者,其决策过程脱离了民主控制。从葛兰西的视角看,这种自上而下的知识观念不可避免地服务于当权者的利益。
书中详细考察了一些支持紧缩的经济学家(如Maffeo Pantaleoni, Luigi Einaudi)和官员(如Basil Blackett, Otto Niemeyer)的言论,揭示了其漠视工人痛苦的冷酷态度。然而,作者也承认,主流经济学并非本质反动,部分讨论中的经济学家是在应对前所未有的艰难政策问题,且并非所有被提及者都是僵化的紧缩教条主义者。
总之,Mattei的研究揭示了紧缩政策如何被系统性地用作压制工人阶级、维护资本统治并侵蚀民主的反民主工具,其历史根源可追溯至一战后的欧洲。